【四川文学研究】袁昊 | 现代处境与诗意开掘——评王学东诗集《现代诗歌机器》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袁昊）

      百年中国新诗走到今天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遭遇到诸多挑战，新诗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逐渐削弱，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写作、流通、评论日益“圈子化”。“边缘化”成了当代新诗的历史处境。新诗确实有诸多问题需要厘清，比如新诗标准问题、新诗价值问题等，都是一直在论争而没有形成公论的问题。有学者对这些问题甚至进行了迫切的追问与吁请：“中国诗歌已经站在多元世界多元社会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断裂，还是在个人化写作的既成事实下寻找缝补裂痕的方法？如何在保持传统精华的情况下将诗歌照进现实？怎样找回读者和诗歌往日的共鸣？这些近在咫尺的挑战，无不是对所有爱诗之人理性的考验。”中国诗人和诗评家都感受到新诗问题亟待解决的迫切性，也在努力寻找中国新诗发展与突破的路径。

      在众多对新诗问题的把脉与建议之中，有一种观点受到普遍关注，就是新诗与现实社会、日常生活日渐远离，新诗仅仅成为个人记忆及技艺展现的场所，丧失了新诗初始时期的活力与生命力。“诗歌已经远离公众生活，‘诗成为一种相当专门、私人、边际性的活动’”新诗“在日常生活中却渐渐淡出，甚至成了所谓专门领域、专业作家、专业课堂、专业教材上的专利和对象”。对此，建议是悬置对标准等抽象问题的讨论，将问题历史化，加强具体诗歌的创作与实践。“你是否仍将诗歌当成一种卓越的、艰苦的心智劳动，是否能将对生活的想象，转化成有力、准确、优美的语言。”“对于新诗的探索不能不回到历史现场，不能不把一度被扯断的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理论与创作之间的联系、创新勾连起来，并继续输给新诗充足的文化营养，使这个特殊的‘早产儿’健美成长，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实现真正的根深叶茂之势。

      纵观对百年新诗问题的把脉和药方开列，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新诗正在远离人民大众日常社会生活，新诗的作用与地位逐渐削弱，“边缘化”是新诗当前的真实处境。值得注意的是，新诗的个人化与内卷问题，最早重视该问题并加以讨论的，应是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欧阳江河旗帜鲜明地强调“个人经验”与“个人语境”的优先性，质疑个人语境在诗学研究中不纯。他认为个人语境“通常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个人生存的特殊处境和深度经验，在其中，词与物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直接真实往往带有令人不安的单纯性质。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单纯本身有可能精致化，变为福音或乡愁的袖珍形式，亦即一种由集体记忆加以维系的个人记忆的替代品；也有可能因制度语境的压抑和扭曲而发展成为真正的噩梦”。欧阳江河自己的诗歌创作，在处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关系时，明确表达出两者为“非互证关系”。孙文波就指出欧阳江河诗歌在处理个人经验与公共检验关系的这个特征：“在他的诗歌中，只能从局部的具体经验出发到达公共经验，而要从公共经验出发来反证他的局部经验是否合理则很难。”

      欧阳江河认为“个人经验”“个人语境”与“集体经验（大众经验)”“公共语境”之间是一种“非互证关系”，亦即通过个人无法通达大众与集体。而诗歌创作是一种个体行为，处理的是“个人经验”与“个人语境”，无法成为进入“公共生活”与“公共经验”的有效通道。新诗的个人化与私人化似乎就具有先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要求新诗与社会大众之间产生联系本身就不合理，强行对接，势必会造成新诗的新闻化与宣传化，使新诗成为大众与官方的传声筒，新诗之为新诗的特质势必会流失。

      欧阳江河的观点以及众多对新诗个人化合理性的强调，似乎夸大了个人与社会、个人经验与大众经验、个人语境与公共语境之间的差别。欧阳江河此观点的提出，与其个人经历和社会语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对极左年代诗歌过度政治化的逆向省思，与公共生活、公共语境关系匪浅。即使是欧阳江河诗歌的反乌托邦叙述、反修辞、反词特征，也与极左年代有重要关系。

      实际上，夸大个人与社会经验之间、个人经验与社会之间、个人语境与社会语境之间差距的观点，往往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或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手段，与现实情况是相龃龉的。欧阳江河的观点及其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有历史创伤的成分，是愤懑与反抗的一种另类表现。而众多认同且实践诗歌高度个人化的诗人与诗评家，在诗学观念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有规避社会责任的嫌疑。回到自我，并不表示放弃社会担当，也并不表示与社会隔绝，百年新诗的价值之一就在其面对社会与人生的精神担当，对这种新诗传统，我们是不能否定与丢弃的。

      问题是如何衔接个人与社会，如何在新诗创作中充分融合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语境与社会语境，既体现新诗之诗性，又烛照社会现实之时代精神。这个问题，百年新诗一直在探索，从郭沫若、闻一多，到艾青，再到北岛、欧阳江河等，诸多诗人都在探索。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歌表达方式，创作出了非常有质量的诗作。诗歌，包括其他艺术，之所以具有迷人的力量，就在于其千差万别、各具特色。百年新诗虽然走出了一条可见的路径，有效勾连起个人与社会，但这条路径仅仅指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方向下还有诸多的小径，各个时期的诗人就在这一条条小径上创作属于自己的诗作，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诗作成为百年新诗史上的重要标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诗歌小径，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圆融地找到连接个人与社会的小径，但是他们的探索与找寻本身就具有可贵的价值与意义。

《现代诗歌机器》

        笔者以为王学东的诗集《现代诗歌机器》就是探索个人与社会有效连接的重要诗作，为新诗如何实现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语境与公共语境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

        王学东《现代诗歌机器》中的所有诗歌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色彩，是其个人经验诗化的全面展现，非常真切地展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诗集中有关于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爱情、疾病等日常性问题的书写，也有关于青春、死亡、痛苦、绝望、自我、价值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后现代启示录》《来自灵山的短诗》《苦海》《十支情歌》《十首哀歌》《没有个性的诗》《罪己诏》，这些组诗几乎书写了现代人遭遇的所有问题，呈现了现代人生活无处不在的现实与精神困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王学东对各种困境的精微感受与表达，比如《漂泊诗》（《来自灵山的短诗》之三）“浪迹天涯的水泥路守候着坟墓和牛/双腿和大地碰撞出来的火花/在天空中翻滚，冒烟”，抓住了漂泊者精疲力竭状态下的纤细感受；又如《苦海1》（《苦海》之一）“头顶上苍白的闪光/围绕着我的头颅和忧郁打转/我的眼睛被日历和牛奶的灯光刺破/一个黑点在我的手掌中扩散开/报纸上的数码相机广告把我的烦闷摄下”，写出了幽居陋室中独自发呆的浓浓孤独之感。

      《现代诗歌机器》中的所有诗歌都弥散着现代人的现实与精神苦境，更为要的是写出了这种苦境的延绵不绝与不可泅渡，由现象式书写上升到了寓言式的形而上追问。曾经诗歌给予人的温暖、悠扬之感荡然无存，相反，是现代世界给予人的灰暗与绝望，漫无边际的无力与无望，成了诗集的整体精神样貌。现代人生活在城市机器中，其生活如机器化大生产，按程序自动运行，纵然在生产过程中偶有本能的反抗与呻吟，也无济于事，人依然不得不在机器轨道中按既定的方向辗进。《商籁体机器》就是对这一境况的细微展现：具有童年美好记忆的“副栉龙”消失了，“暴龙机器”让副柿龙失去光彩-“花毛茛机器”使“我已经失去了对自然的感受力”；“科布登机器”“用猴子进攻，烧山、杀人，获得名誉”；“利维坦机器”已“不允许反驳、批判”；“绿度母机器”已经停止，“世界已经完成了持续的灾难”；在“宣慰司机器”里，每一个人只能无聊地生活着资本论机器”占领了广场与世界，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动力”；“蔓荆子机器”“在城市里发芽”，是“我们的新年礼物”；“没完没了的商籁体机器”没有了抒情与优美，成了“一次次的搅拌机，保卫着流产”。

         阿伦特指出，现代的困境在于，“无论从何处开始，无论如何借助工具的帮助，试图把现象提升到所有感性经验之上来捕获存在的秘密（按照我们的物理世界观，它是如此隐秘，以至于从不显现，但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能产生所有的现象），我们都发现相同的模式统治着宏观和微观世界，我们接收到的都是对器具的相同解读”。相同的模式统治着宏观和微观世界，包括我们称之为个人生活，以及用以抗拒外在世界的内心世界和感觉系统。现代人无时不生活在现代机器世界的固定轨道之中，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对内部世界的省思模式化了，我们绝望而又无处可逃，就像卡夫卡笔下的K，永远在机器城堡中消耗着生命。

        但是王学东在《现代诗歌机器》中仍在寻找主体价值以及泅渡的路径，他找到的路径是回到历史。其以两种方式回到历史，一是梳理家族史，证明“我是谁）二是回忆自己的青春，从青春的阳光碎片中寻求慰藉。《王氏家谱》属于前者，《已经被毁损的青春》属于后者。吉登斯在分析现代社会形态时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脱域后”的“非地域化”“陌生世界”，人从地域和熟人社会跌入陌生人社会，原来维系人的社会关系瓦解，人进入全新的陌生社会之中。在此状况下，确认人自身的存在就显得非常迫切。现代人往往求助于抽象的体系，比如理论、历史、回忆等，而这些抽象体系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上，它不仅是一个彼此互不知名、脸上毫无表情的人的世界，而且也是当抽象体系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内在地滋生的那个世界。”"这一重新证明个人自我的过程，吉登斯称之为“再嵌入”，即人通过嵌入新的抽象体系重新确立自我存在的价值，以缓解跌入现代社会的恐慌。

     《王氏家谱》和《已经被毁损的青春》就是一种“再嵌入”。《王氏家谱》企图在现代机器社会中找寻个人存在的理由与意义，把孤独的自己放入家族历史序列中见证与彰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族谱是那么苍白无力，“这本家谱就只是记载下来了这个家族的/一大串名字/是的，就是一大串名字/明确地说，应该是一个个的汉字”。《已经被毁损的青春》中有不少明媚的青春亮色，如温暖的“树叶”、挂满星星的“天空”、“雪地上的情歌”、美丽的“马边河”、黑夜导航的“纸飞机”。往日记忆让诗人迷醉，诗人沉醉在这些青春记忆之中，产生暂时的“游离”，游离于现代机器社会的冷漠与绝望，得到温暖与慰藉。然而，回忆之所以是回忆，就是因其一去不返。诗人在沉醉之后不无惘然地面对现实，沉沉地长叹“春天、阳光、热情、爱、梦、美、自由和你，你们在哪里?”在现代社会之中，从历史与回忆中实现主体价值的找寻与意义重建，是难以实现的，现代社会机器冷漠又坚硬地加速运转，灰暗、绝望而又无力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现实处境与宿命。

     王学东诗集《现代诗歌机器》除了在整体上呈现现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之外，在诗歌意境上也进行深入开掘，形成了具有整体象征功能的美学特征。

       阅读《现代诗歌机器》，会让人有阴冷、晦涩与陌生之感，不论是整体诗歌结构上(包括各组诗题目设置）还是每首诗歌内部，都让我们感到陌生，没有从诗歌中常能觅得的诗意，也无法与惯常的诗歌经验产生共振。《现代诗歌机器》这种阅读效果与诗人有意的陌生化目的应该是相关的，诗人有意让读者与受日常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感知隔离，使读者即使面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关注的时间，增加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读者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现代诗歌机器》所呈现的这种晦涩与陌生效果，确实需要读者沉下心来慢慢品味，调整固有的诗学感知与诗学趣味，认真面对这一新的诗学现象。我们像对待朦胧诗一样，平心静气地对待现代诗歌机器，“它（朦胧诗）提醒我们重新认知，诗歌不仅是大众的，更是个人的，离开个人自由心灵的独特创造和独特表达，诗歌几乎就无法达到通往大众并唤醒大众的目的”。其实静下心来阅读《现代诗歌机器》中的一首首诗歌，你会发现所有诗歌都具有非常强的技术性，像是车间里的机器生产产品一样，每一组诗、每一首诗歌都具有相似的模样，美学感知也很类似。

      “技术性”是《现代诗歌机器》的显著的诗歌技法与美学特征。我们通过诗集中两组诗的题目来看诗人是如何进行“技术性”运用的。第一组诗《商籁体机器》共有9首诗歌，题目分别是《副柿龙机器》《花毛茛机器》《科布登机器》《利维坦机器》《绿度母机器》《宣慰司机器》《资本论机器》《蔓荆子机器》《商籁体机器》，所有的题目都是“……机器”，省略号代表的内容可以任意替换，题目便能无限绵延，像流水线生产。第二组诗《罪己诏》有13首诗歌，诗歌题目像“……机器”一样，都是“……诏书”。读者会觉得诗人的这些组诗毫无创意，是一种模式的简单重复，但仔细阅读这些诗歌，就会发现雷同模式下的差异，“……机器”和“……诏书”中省略号代表的内容的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并不是随意采用一个词即可，所选择的词必须对该组诗歌整体象征意义有重要作用。比如《商籁体机器》这组诗，其整体象征意义就是对现代社会机械性的描写与隐喻，那么每首诗所选之物必须要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现代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副栉龙”代表的是童年美好时光，“花毛茛”代表的是自然，“科布登”代表的是自由贸易对社会的改变，“利维坦”代表的是国家机器，“绿度母”代表的是信仰，“宣慰司”代表的是体制，“资本论”代表的是经济社会，“蔓荆子”代表的是健康，“商籁体”代表的是爱情。每一个题目都是诗人匠心独运的选择，而不是信手拈来的敷衍，它紧扣该整体。

      诗人选择极具“技术性”的诗学方法，与诗人自己对中国现代社会与诗歌关系、诗与思关系的观念相关。“中国现代新诗的地界，就不再是古代中国乡村农业文明的简单再现，而是突破中国传统的封闭状态下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的新型复杂社会样式的体现，这便有了与古典诗歌相异的表达意象、表达内容和表现方式。”"“现代新诗从思想自身呈现开始，敏感和自觉地让诗歌直接进入到‘思’本身。”“‘思想’本身成为现代新诗的一个命题和抒写对象。”而“一个虔诚的诗歌创作者，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是一个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哲人，他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自我的寻找过程，只有这样，他才有真正的‘新异’发现。”选择“技术性”的诗学方法，呈现晦涩、陌生的诗学效果，是诗人对中国现代社会整体感受与观察之上的诗学思考的创作化呈现，彰显了诗人的诗歌主张与诗学风格。

      对“技术性”的重视与实践，实际上从“新诗自诞生之时起，就开始了与技术问题的命定牵扯。这一牵扯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加速和深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深刻，在当代新诗中更是形成了某些专业性的、具有完整诗学逻辑的精神立场和修辞策略”。众多的诗人也在“技术性”进路上创作出了高水平的诗作，“技术性”成为当代中国诗歌拓开新局面的重要方向，正如有评论家所说：“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都应该落实到能够‘操作’的‘技术’层面上，甚至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口号来强调新诗诗人的‘制作意识’和新诗的‘技术性’‘谁能制作艺术，谁就掌握了艺术。’”

      王学东《现代诗歌机器》对新诗“技术性”的推进有创造性的贡献，他不仅在诗意层面上深刻地呈现出了人的现代处，而且从诗美层面上拓展了朦胧诗的晦涩与陌生效果。尽管王学东强调现代诗歌创作要“直接进入‘思’本身”，进行技术化与诗歌技艺的娴熟操作及展现，但是王学东的诗作还是充分体现了其经验主体性、自由意志以及难得的悲悯底色。

      王学东所看重的诗歌“思”的理性特质，也在诗歌创作中得到“技术性”实践，但是通观《现代诗歌机器》中的诗歌，会发现非常浓厚的个人经验色彩。生存于日益机械化的世界，是现代人最为真切的现实处境，这种处境必定进入个人感官世界，进而深入情绪与理想世界。正如休姆所分析的那样，“科学不是一群断开的信息，而是这样的确定性：宇宙中没有变化、原子中没有运动、没有遵守自然规律的绝不变化无常的意识感觉；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存在于巨大的因果机制之外的确定性；必然性进入我的情绪中”。由科学衍生出的现代机器世界会成为个人经验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经验就是我们进入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艺术的路径，而诗歌及其他艺术反过来又会“作为人类恢复其完整性，至少是作为逃避堕落和支离破碎的一个方法”，反对这个无所不在的机械性的世界，祈求的是内在性：生活的世界、经验的世界、在感觉性和意识中知晓和美化的世界不能够被同化到假定为包含一切的机器中。

       所以尽管《现代诗歌机器》在整体上充满着“技术性”的诗学特征，但是其技术性艺术的内质还是经验主体对个体经验和公共经验的提升与形思，底色是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深悲悯。如诗集中的组诗《一个人的成都》，诗人通过对一个个成都地标的经验性书写，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人与城市的现代样貌。诗人宛如都市漫游者，踽踽独行，无处可逃，类似波德莱尔漫游于巴黎，只是少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之“恶”的张扬，而增加了难得的本土经验。在诗人漫游成都的身影中，我们分明看到所有现代人内在的相似命运，自然升腾起悲悯之情。

     现代诗歌已远远告别了田园牧歌的时代，田园与牧歌被机器与高楼取代。这时，我们如何面对分裂的世界与生活，如何重建经验主体，如何建构新的现代美学？首先是如存在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正视并接受世界变化的这一个现实，像阿伦特评价存在主义行动特点所说的那样，“卷入和投身这个绝望的行动，献身行动，似乎抱定了一个希望:不是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和这些问题一起活着。然后调动所有经验进行形上之思，生成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方法与技巧，毕竟技巧源于经验的外化。王学东诗集《现代诗歌机器》基本上都取材于现实经验，而又具有极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思想与艺术本就是从鲜活的经验现实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把现实经验作为思想与艺术的唯一路标。“艺术与美的特殊性不再按照实在或其描绘方式来定义，而是通过它们（现代世界）在我们身上激起的种种感觉，一种特殊的、有异于道德或他种愉快的感觉来辨别。”

     王学东诗集《现代诗歌机器》对新诗如何实现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语境与公共语境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整体上呈现了现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开掘了新诗现代意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特点，一定程度上承继并扩大了朦胧诗以来中国新诗整体象征的美学特征，显示了该诗集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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